首页 |古代 |明清 |民国 |党史 |文革 |一战 |二战 |抗日 |阅读中国 |文化广角 |名人 |宗教信仰 |战例

此人是新四军最强的人,被叶挺下令枪决后,毛主席勃然大怒


在新四军初期,下辖四大支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副司令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副司令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副司令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副司令戴季英。

不过,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时期,其实第四支队的实力是最强的,高敬亭甚至比陈毅的地位还要高。

 

那么,为什么高敬亭后来却消失了呢?咱来慢慢聊。

1927年11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高敬亭参加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重新组建红28军,并任政治委员,他以超人的胆略,领导和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奇迹般地战胜了百倍于己的强敌,在多次反围剿中,他无比忠贞地捍卫了大别山的革命红旗。

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尽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曾遭到过损失和伤亡,但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始终保持一千多人的主力部队,英勇地打击了敌人,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坚持战斗的旗帜。1937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当年陈老总率领南方游击队被敌军围困时写的。而高敬亭率领的游击队,其实困难比陈老总的队伍还要大,但取得的成就也比陈老总要大。

高敬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率领2000名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3年里,战败了率领10多万军队“剿共”的国民党3任总指挥。特别是最后一任总指挥卫立煌,除率领10多万正规部队外,又武装30多个县保安团,修筑8万多座碉堡和40多条封锁线,对红军实行所谓“驻剿”、“围剿”、“追剿”,也无济于事。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刚发表战报称“高敬亭被击毙”,第二天其部属国民党一O二师就遭到高敬亭部重创,气得他悬赏十万大洋要买高敬亭的人头。

高敬亭不仅在红军时期战功卓著,在抗战时期也名震大江南北。在他辞世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其领导的四支队抗日战绩位于新四军4个支队之首。也就在这个时期,他走向生命的尽头——他被定上“消极抗日”等诸多“罪名”,被借蒋介石之名以共产党人之手,成为权力内耗的牺牲品……

 

(图:蒋介石与卫立煌)

不得不说,卫立煌确实是有一套的,上任后,首先建立“五家连环保”制度,只要有一家“通共”,五家人全部斩首,然后又在所有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修筑碉堡,据统计,仅皖西地区,就修筑了24700座碉堡,每座碉堡仅隔半里距离,遥相呼应。

这样密不透风的安排,确实是要把游击队赶尽杀绝的节奏!

然而,高敬亭就是有这个本事,左突一下,右冲一下,竟然让他成功突围了。一年下来,游击队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壮大了!

到抗战爆发后,南方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高敬亭的部队被改编为第四支队,是四大支队里面实力最强的。

七七事变,震惊全国,也引起全世界关注。可是,多年和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二十八军,却一点消息也不知道。7月13日,高敬亭与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在岳西南田村开会时,看到了姜树堂从西安办事处带来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和一些报纸,这才知道抗战爆发,时局发生了大转变。

姜树堂家住西安,原是国民党十一路军中的一个排长。1936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被红二十八军围困,率全排投诚,此后在红军中任排长,后因身体不好,经批准回家休养。西安事变后,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真正代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他便到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报告了大别山红二十八军的情况,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上述文件交给他送往红二十八军。

在抗战时期,高敬亭也打了不少好仗,据统计,到他被枪决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第四支队共进行了90多次战斗,几乎取得了全胜。

但可惜的是,因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原因,再加上高敬亭这个人性格有点高傲,看不起别的支队,产生了很多矛盾。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向蒋介石请示逮捕高敬亭,蒋介石对这样的要求当然很高兴,当年自己派了十几万军队都没抓住这个人,现在竟然送上门来了,那还不赶紧批准啊!

6月24日,高敬亭被执行枪决,年仅32岁。

 

在临刑前,高敬亭高喊道:“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高的夫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当然,现在也有文章说不是叶挺下的命令,这里就不做讨论了,在未有正式定论之前,先以公认的说法为准。

高敬亭被枪决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大怒,立刻给叶挺、邓子恢发电报,质问说:“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周恩来到新四军指挥部后,也气愤地说:“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

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再次质问:“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刘少奇说:“有大别山根据地不是更好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谈起高敬亭的罹难,当年9月起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建国后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总是很激动地说:“杀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新四军代表谈话,问某负责人:“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对方肯定地回答:“应该可以。”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在高敬亭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李先念、徐向前、粟裕、谭震林等人都送来了花圈,高敬亭当年的300多位老部下自发前来,哭声震天。

高敬亭被杀内幕究竟如何?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下面就是另外一个说法:
 

高敬亭是坚持鄂豫皖边区3年红军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1939年6月于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任上被处死。他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他参加革命的资历在鄂豫皖根据地并不算高,但在很短时间内就“乘直升飞机”升任到根据地最高层领导岗位;他对敌斗争勇猛顽强,却又热衷于在革命队伍内部搞“肃反”,被誉为“肃反专家”;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他独自主持艰苦卓绝的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保存了红28军这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却能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杀父灭妻的深仇大恨,却能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折关头顺应历史潮流,成功地达成鄂豫皖边区的国共合作;他以“肃反”的名义错杀过不少无辜同志,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同志所错杀;他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内最后一名被“肃反”处死的高级干部,他的案子经历了41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1977年4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批示宣布给予平反;既称平反,但平反结论又带有尾巴,平反文件明确指出:

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1]

 

一、高敬亭在新四军第4支队工作期间的严重错误

目前在史学界,对高敬亭在坚持鄂豫皖地区革命斗争时期的功绩并无多大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高敬亭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期间是否犯有严重错误?即高案究竟是错案还是冤案?纵观高敬亭一生的功过,笔者认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平反文件中对高敬亭所作出的上述定论是客观公允的。

抗战开始以后,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和周骏鸣领导的豫南游击队被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出任支队司令员。他自持有功,开始居功自傲、目无上级,甚至发展到违抗军令。他的错误概括起来属以下几点最为严重:

    错误之一是排斥中央派到第4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决定派原湖北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以及萧望东、程启文、张体学等人赴鄂豫皖边区。行前,毛泽东专门接见他们,当面布置任务。1937年9月7日,高敬亭收到原红四方面军干部郑位三、徐海东、郭述申、王宏坤4人署名从延安发来的联络信,立即于9月9日与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联名发出由何耀榜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长信,汇报3年来的艰苦斗争与近况,在信的最后写道:“祈上级急急的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作主张一切,是为至盼。”[2]

郑位三、萧望东等于9月下旬到达高部后,发现高敬亭已经接受了国民党豫皖鄂剿匪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颁发的挺进军司令关防和委任状,便要其退还给对方,还指出他过去的肃反错误,此举引起了高敬亭的不满和猜忌。上级原定郑位三担任第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支队政治部主任,结果高敬亭坚拒郑位三在4支队任职,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再三提出从延安调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于是,郑位三被调离4支队去担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专负地方工作。随即萧望东也受排挤被调离4支队,到豫皖苏边彭雪枫游击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拒绝上级派来的干部,向中央讨价还价,高敬亭此举无疑已经触犯了中共纪律底线。

   1938年2月,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高部。戴季英,湖北黄安人,亦为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红25军时期曾经是高敬亭的上级。此时的戴季英因在陕北根据地对刘志丹等大搞“肃反”而受到党纪处分,正在延安反省自己的错误。本以为戴季英是高敬亭主动要求上级调来的,两个人一定能够搞好关系,谁知道戴季英抵达七里坪的当晚,就与高敬亭发生了争论。戴季英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确立新四军番号,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戴季英则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3]

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

1938年3月,4支队第7、8、9团在皖西流波疃集中后奉命东进,支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分设舒城县东、西港冲一带。高敬亭将部队交由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开赴皖中敌后,自己则返回后方双河镇养病。6月下旬,他听说戴季英在部队树立自己威信,又与司令部机要员江腾蛟来往密切,怀疑戴季英背着他向军部打小报告,怕时间长了控制不住部队,一怒之下赶到机要科所在地舒城新开岭,抄起鞭子拷问江腾蛟,要他承认自己参加了托派并逼其交代上级介绍人。高敬亭在红军时期就被誉为“肃反专家”,处死过不少人,他要在4支队搞肃反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部队骚动。以戴季英为首的外来政工人员连夜逃离,是为“新开岭事件”。此事惊动到地方党委,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博古的信中说:“4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4]

一而再、再而三地排斥中央派去的政治工作干部,把部队作为自己的个人资本,高敬亭的这个错误性质确实是十分严重的。

错误之二是违抗军令,抵制东进。                                                                   

新四军在大江南北东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是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也有利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部队的自身发展。早在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就指示周恩来、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5]

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指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6]

同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

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谈判,商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财政提供给养。这个谈判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张云逸无奈,只得审慎地采取率领周骏鸣第8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东进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推动整个4支队东进。而高敬亭和4支队主力第7、9团却始终在淮南铁路以西徘徊不前,并企图把部队拉到怀宁、桐城、庐江一带开辟背靠大别山的根据地。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7]

高敬亭的行为引起了军部领导的警惕。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8]

3月14日,项英、周子昆又报中央:“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9]

为此,军部研究决定并分别报蒋介石、毛泽东同意,派军长叶挺赴江北整理部队并成立江北指挥部。4月底,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第1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第3支队第5团团长孙仲德等一行从皖南过江。行前,项英、袁国平与叶挺讨论高敬亭问题时,商量“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10]

。叶挺走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于5月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11]

叶挺一行于5月10日抵达舒城西港冲4支队留守处,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叶挺传达了中央和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命令部队限期开进至皖东敌后地区。会上全体指挥员一致表示执行中央和军部的命令。高敬亭迫于大势所趋,也举手表示同意。但是当叶挺走后,部队开始移动时,高敬亭却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看来连毛泽东的电报也没有起作用。高敬亭抗拒军令、藐视上命、抵制东进的行为,在战时应为任何军队的军纪军法所不容!

错误之三是治军无方,驭下不严。

其手下亲信第7团团长杨克志、团政委曹玉福于1939年5月20日率兵叛逃投靠国民党,并登报公开反共,造成恶劣影响。在没有证实杨、曹叛逃系高敬亭指使的前提下,他对此至少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由于高敬亭对下亲疏有别,分配不公,以致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与4支队隶属关系,对4支队的团结和整体战斗力的发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指出高敬亭错误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不应把对的也说成错的。如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后向项英汇报高敬亭“收编土匪,扩大部队”、“自行准备扩大为3个团”。虽然确有其事,但无可指责。因为发展和壮大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为什么新四军陈毅、粟裕、彭雪枫等支队的发展一再受到肯定和表扬,到高敬亭支队却成为错误了呢?第4支队毕竟也是中共领导下的新四军部队。

要深入分析高敬亭错误的主客观原因。譬如他排挤政工干部,也与郑位三、戴季英欠妥的方式方法有关。郑位三到高部后大谈鄂豫皖肃反错误,岂不戳到高敬亭的心窝?戴季英本是高向中央要来的,谁知当天晚上两人就发生冲突,戴季英仗着曾为高的上级,仿佛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对高大声呵斥,如此怎能搞好关系!再有高敬亭不肯东进的深层原因确是因为惯于山地游击,对东进到平原地区作战没把握,怕部队遭受损失。有例为证:1935年夏,高敬亭曾率红28军西进,企图追赶红25军与之会合,部队打过平汉路到达桐柏山区泌阳县五道岭,放眼西望,一马平川,顿时傻眼,只得率部掉头返回大别山。所以不能简单粗暴地说高敬亭不肯东进就是“逃避抗战”。

 

二、上级领导对高敬亭并不信任

从对一些史料的分析看,中共中央对高敬亭部的态度是很微妙的。1937年春,西路军兵败陇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奉命回延安,途中徐向前将陈昌浩安排在老乡家中养伤,只身返延。陈昌浩病愈后并没有直接去延安,而是先返湖北省亲,期间曽到鄂豫皖边区寻找红4方面军旧部。高敬亭、何耀榜1937年9月9日在给中央的长信中披露了一个史实:“此外,于9月5日收到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12]

能够以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和西北革命委员会的资格写信的,只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经查实,1937年8月24日前后,张国焘、徐向前两人均在陕北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查陈昌浩行止,他当时确曾去过鄂豫皖边,但到了湖北英山后即无功而返。估计此信是他在英山托人寄送到高敬亭处的。信的内容应该是离不开形势分析、国共合作和停战谈判等,因为高敬亭9月9日信中有“既已得到中央的几种[文件]及两个信,我已开始提出与国民党议和,停止内战,现也在进行谈判”[13]

然而高敬亭、何耀榜9月9日汇报信中涉及的8月24日“陈同志送来的”这封信,却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于9月15日致电在南京的林伯渠,特地关照:“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14]

尽管“陈同志”来信头衔显赫,但此时红4方面军由于西路军失败而力量折损,张国焘也因长征中另立中央事在延安被批判一蹶不振,原红4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在接受教育,所谓的“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早已成明日黄花,难怪毛泽东要对此信生疑而要亲自审阅。再联系到高敬亭接受卫立煌挺进军司令的委任,又竟敢拒绝中央派去的政治委员,使延安不由得不对这支红4方面军余部的主要领导人高敬亭的党性产生怀疑。

1938年2月1日,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电中指出:“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以发动皖北游击战争”,“高敬亭再三提出戴季英来任政治部主任帮助他,我们与位三商量,除戴季英外确找不出适当人来。如戴不来,在推动4支队帮助高敬亭的进步上恐有影响”,“因此我们提议仍请派戴季英来任4支队政治工作,过去季英所犯的错误由中央给他深刻批评,并在其接受批评后,责成其负帮助高敬亭求4支队进步的任务。”[15]

同年4月中旬,张国焘在武汉投向国民党,并到处发信联络其旧部反水。在此背景下,长江局特派在湖北威望极高的董必武专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

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16]

当时新四军共有4个支队,在上级的电文中,唯独对江北的高敬亭第4支队反复出现“教育”、“帮助”、“推动”、“说服”、“争取”、“改造”、“解决”等说法,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张云逸、戴季英、周骏鸣等新四军江北将领,都向上级和中央发过对高敬亭不利的报告。

此外,高敬亭与中共地方党委的关系也一直很僵,以致地方党委纷纷要求中央对其作组织处理。如新开岭事件发生后,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就建议:“(1)速派重要负责人再来做说服工作、争取工作;(2)调新四军其它支队来皖,使他感到一种威胁,不敢再发展下去,然后从事改造部队的工作;(3)如不可能,便采取断然的处置,声明他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会同战区司令长官使他离开部队,另派人来接替。”[17]

1939年4月18日,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报告中央书记处,也提出对高敬亭的3种处理方案:“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18]

 

三、杨、曹叛变事件是酿成高案的导火索

杨克志、曹玉福在红28军时期分别为高敬亭的警卫员和秘书,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时,他们被提拔担任主力第7团团长和政委,自恃有高敬亭作靠山,平日里骄横跋扈,媚上压下,引起下级干部不满。1939年5月中旬,当高敬亭擅自下令7、9两团拒绝执行军长叶挺布置的东进命令后,第9团团长詹化雨和政委胡继亭抵制了高的错误指令,及时向江北指挥部报告;而杨克志、曹玉福却侵吞了打周家围子获得的金银,于5月20日携2个班武装投靠国民党桂系,并在《皖报》上发表反共声明。

杨、曹叛逃事件的发生,引起部队骚动。为稳定军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开展反杨、曹斗争,从中又牵涉出高敬亭的一些错误。第7、9团的不少干部揭发高敬亭在部队乱杀人、贪污腐化、任用亲信、抵制东进等问题,由此而演变成反高斗争。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请示军部,建议先撤销高的职务。为防止高敬亭步杨、曹的后尘,走张国焘的道路,江北指挥部于6月4日以开会为名,在合肥以东青龙厂将高敬亭扣押审查。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19]

中共中央不仅批准撤高的职,还任命了新的继任者。徐海东原为红4方面军干部,曾任红25军军长,在鄂豫皖红军时期战功赫赫,深得人望。延安派他来整理4支队,不愧是一着高明的好棋。

高敬亭被关押后,拒不承认杨、曹叛逃与他有关,也否认对他的一切指控,并以自杀相威胁,于是矛盾升级为“反高斗争”。6月下旬,在青龙厂召开了为时3天的批判公审大会,叶挺、张云逸等人都讲了话,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在长达3小时的总结发言中,历数高敬亭“反党、反中央、反军部、违犯统一战线、逃避抗战、贪污腐化、破坏优良传统”等七大罪状,最后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军籍的决定[20]

。说明此时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已不再采取教育和挽救的立场,何况高敬亭还有“张国焘余党”的嫌疑,反高斗争时批他为“张国焘的高足弟子”。联想到原红4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红5军政委黄超,1938年时只不过是想去苏联申述,就被秘密处死在新疆(此2人文革后已获平反),在叛徒张国焘到处招纳旧部、派人到大别山散发告同志书,杨、曹叛逃突发事件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当时决定弃高也属正常。

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被执行枪决[21]

反高斗争扫除了4支队东进障碍,经过对部队的整编,江北指挥部以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成立第5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大踏步地挺进至皖东津浦路东敌后地区,第4支队也得以全部迅速挺进到皖东津浦路西敌后地区,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不过,也应该指出,由于没有注意和掌握好政策的分寸,在反高斗争之后,又紧急着在部队中开展“反高敬亭流毒”的运动,结果第4支队有一批干部被调整降职,还导致数十名原红28军时期的骨干因思想不通离队出走,从而使部队的元气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

上世纪的1958年11月至1960年5月,开创鄂豫皖根据地元老之一的郑位三,曾经先后7次接受“湖北省委党史调查组”的采访。在谈到高敬亭问题时,郑位三自认:“在现在活着的人中,我了解高敬亭的材料是个垄断者。因为4支队干部中农民干部多,文化低,感性材料多,但系统化不了,能系统化的人又不了解什么实际材料,我是两者兼而有之。”他对高敬亭的评价是:第一,反党,想搞独立王国;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确有大功;第四,当时假使不杀危险性非常大,不仅怕他到国民党那里后成了国民党的宝贵材料,最大危险是几百干部盲目支持他,他可能造反。身为当时反高斗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对采访者无奈并惋惜地说:“当时如果把他送到延安就不会有危险,但交通不便不能送去,于是决定杀他。杀了他,就有把握挽救那几百干部;不杀他,几百干部如果跑到国民党那就危险。当时研究不够,实际上关起来教育几年更好些。”[22]

 

四、叶挺不该对高案负主要责任

坊间有一本编写于1985年的《新四军第4支队简史》认为: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5月24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向第五战区诬告第4支队,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批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带着蒋的批文抵达合肥青龙厂将高敬亭关押,然后召开斗争大会,叶挺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处决。如此描述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新四军军长叶挺背着中共,和国民党廖磊、蒋介石联手勾结将高敬亭处死。这种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

首先从叶挺到江北的时间行止来分析:叶挺是1939年4月27日过江到的皖北,途中经无为、庐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于5月10日到舒城第4支队驻地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会后即赴皖东。从1989年公开发表的赖传珠日记得知,早在廖磊向五战区诬告4支队之前6天,即5月18日,叶挺和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人就已去皖东。在5月18日赖传珠日记中有“接叶、张命令”、“军长等已去皖东”的明确记载。在5月22日的日记中,赖传珠又记载:“接前方来电,叶、张、邓已到青龙厂。”[23]

此事从从邓子恢自传中更可得到证实。邓子恢是和参谋处长赖传珠一起跟随叶挺军长过江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到江北后,沿途视察部队,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部队情绪很高,干部也赞成,因此,我们就在4支队司令部召集高干会议,决定部队东开计划,当时高也赞成。会后我就同叶军长前往淮南路东。”[24]

可见说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纯属子虚乌有。

其次从叶挺、邓子恢江北之行的任务来分析: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整理江北部队、成立江北指挥部,向高敬亭传达党中央和军部指示,督促第4支队东进。即如前言,说叶挺5月13日去立煌,廖磊5月24日向五战区诬告4支队,五战区收到诬告后再转报重庆蒋介石,蒋介石再复电五战区批准枪毙高敬亭,五战区再转发到立煌,廖磊再转交给叶挺,如此往返,从时间推算,叶挺拿到蒋介石批准杀高的公函,最快也要在5月底或6月初,而叶挺5月18日已去皖东。由此可见,叶挺到皖东青龙厂在前,廖磊诬告在后;重任在肩的叶挺,根本不可能为了处置高敬亭而不惜在廖磊那里呆上半个多月,再“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

再次,从高敬亭事件本身来分析:高敬亭的问题有一个暴露和发展的过程:先是叶挺到高部召开干部会议,会上一致同意东进,后是在部队东开途中,高敬亭下令抵制执行东进命令,再是5月20日杨、曹叛逃,然后由反杨、曹斗争演变成反高斗争,高对抗审查,最终酿成高案。在上述矛盾尚未暴露和激化的前提下,硬说叶挺于5月12日4支队干部会后,就迫不及待地急赴立煌与廖磊商量处置高敬亭,明显与事实不符。

笔者无意苛求《新四军第4支队简史》的编者,因为他们在编写此书时,《赖传珠日记》、《邓子恢自述》还没有出版面世。叶挺既然没去立煌,当然不可能从立煌带回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事实上,蒋介石批准杀高的电报,是在6月下旬反高斗争大会的第三天傍晚才转来的。关于此事,当时在江北现场参加反高斗争大会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著文证实,就在反高斗争大会第三天傍晚正要宣告散会时,收到了蒋介石批准处死高敬亭的来电,并在会上宣读[25]

 

五、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

高敬亭是新四军军部领导下的支队司令员,身为新四军最高决策领导人的项英,对高敬亭的问题不可能无动于衷。然而有的论者却为了要撇清项英、把高案的责任全部推到叶挺头上,一再强调:“对高敬亭的处理,不是项英经办的,(他当时在皖南泾县云岭,没有去江北),而是叶挺及张云逸、邓子恢在青龙厂经办的”,“将错杀高敬亭之事怀疑、责怪项英是不实事求是的”,“如果项英知道要处决高敬亭,他会坚决反对和阻止的”,意图将项英从高案中摘出,为所谓的“客观研究项英”造势[26]

。但是以下史实却明明白白地证实项英与高案的关系:

如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指出:“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27]

又如 ,1939年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指出:“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28]

再如,项英1939年4月21日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29]

。上述电报都是项英在叶挺过江之前发给中央的,即在叶挺到江北后,项英对如何处置高敬亭仍有具体意见。1939年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30]

2010年4月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于台北“国史馆”查到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委员长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戒,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31]

。当时新四军名义上隶属国民革命军,高敬亭是授衔的少将支队司令,上报蒋介石不过是走一个形式,如何处置高敬亭这样级别的高干,项英显然还没有最后决定之权,事先必定要报经中共中央批准。这是中共党指挥枪的铁律。

叶挺当时人在江北,而电报的抬头明确注明发自皖南泾县。从电报分析,5月20日杨、曹叛逃,情况汇报到江北指挥部,指挥部经过确认无误,再向皖南军部报告,于是才有项英5月26日以叶、项名义致蒋介石电要求撤高的职并通缉杨、曹,此电无疑证实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处理高案绝对不可能绕过新四军最高决策者项英,同时也进一步证实,说叶挺在此之前就已经拿到了蒋介石批准杀高的公函是多么地荒唐!

 

六、澄清一些有关高案的说法

对造成高案的责任,有以下几种观点需要作客观分析:

一是以4支队东进,让桂系占据了大别山根据地为理由,为高敬亭反对东进的错误辩解,认为高案是冤案,应予彻底平反。研究历史不能脱离当时的时间、地点、条件和背景,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东进抗日,这是国共两党谈判的结果,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的公开承诺,更是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4支队如果不东进皖东敌后,就没有后来的淮南抗日根据地,也没有新四军第2师的发展壮大。当时在南方确有少数红军游击队不肯下山改编东进,如赣东北的杨文瀚游击队和刘维泗游击队,不仅拒不下山,还把前去传达中央指示的原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县委书记李春生等人当作叛徒杀害。最后,这些部队因为背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脱离了党的领导,最终都遭到失败的结局。

二是认为高敬亭是被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害死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在国共合作过程中放弃独立自主原则,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敢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高案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党、新四军自己内部决定要处死高敬亭,然后主动上报延安和重庆,并非是屈从蒋介石的高压,属于先奏后斩。因此将高案归咎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似乎过于牵强。

三是有人引用1941年5月陈毅在华中局高干会上作报告时曾说过:“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搞掉的。”1939年6月反高斗争时,陈毅远在苏南敌后,并非当事人和知情者,当年7月陈毅到新四军军部出席全军第一次党代会,才听项英介绍不久前刚刚处置高案的详情。而两年后召开的华中局高干会议,主要内容就是批判项英,总结皖南事变经验教训,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曾山在会上先后发言,对项英在新四军和东南局的错误进行了声势凌厉的批判。在中共过去长期的党内斗争中,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政治文化,即某人一旦被批判,他以前的功劳便一笔抹杀,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等人概莫能外。因此,了解陈毅讲话的背景,恰恰说明,项英曾在他面前自夸过如何搞掉高敬亭的经过。

四是在高敬亭被处死后,毛泽东关于高案有3次讲话和批示。

第一次是抗战后期。原第4支队第8团团长周骏鸣因参加中共七大滞留延安,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看戏,正好遇见毛泽东。在谈到高敬亭问题时,毛泽东问道:“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32]

似乎对高案有反思之意。当时的背景是康生在延安整风审干中大搞抢救运动,将大批干部打成反革命特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问题后及时纠正,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正确方针,从而避免了类似高敬亭悲剧的重演。

第二次是全国解放初期。毛泽东于1953年乘军舰从武汉顺江而下,途经安徽水域时,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应召上舰汇报工作。当傅大章说起高敬亭在大别山区群众中很有影响,但不知为何被杀,至今还有不少百姓怀念他时,毛泽东说:“这是戴季英搞的鬼!”[33]

当初戴季英是高敬亭一再向上级要来4支队的,但高、戴失和,关系闹得很僵。以致一些4支队老同志说“高敬亭向中央要来戴季英,最后要了自己的命”。和叶挺一样,戴季英肯定也是同意杀高的,但他当时的身份仅是4支队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反高斗争的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郭述申等人的职位都比他高,戴季英又能越过他们搞什么鬼呢?

戴季英在抗战后期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军区政治委员,解放初期担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1952年亦因“反党”罪名被捕并关押多年,文革后才平反获释。毛泽东说此话时戴季英已由同志变为敌人,说处死高敬亭“是戴季英搞的鬼”,正说明毛泽东认为当年同意杀高是上了坏人戴季英的当。但是如果戴季英当时仍在当他的开封市委书纪,毛泽东会如是说吗?显然不会。

第三次是1975年。这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上书毛泽东,要求澄清其父高敬亭的问题。晚年病中的毛泽东于11月30日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调查高案,并要求“以其结果告我”。汪东兴于12月9日写出书面报告,说未看到中央复电中提到枪决事,并指出项英当时在致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12月14日,毛泽东在汪东兴的报告上批曰:“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34]

1939年4月,项英在关于江北工作致中央及军委电中汇报了他拟定的江北指挥部领导和前委委员名单,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复电:“关于江北指挥部人员及前委委员调[配]暂缓发表,待商妥后再说。”[35]

很难想像,对江北新四军人事大权绝不放手的毛泽东,会在中央不批准的情况下,默认对高敬亭先斩后奏而无动于衷!更难想像,项英能够不经请示党中央,就以蒋介石“照准”为由擅自处死高敬亭这样一位大员!

汪东兴在报告中仅引用了项英给中央电中的一句话,语焉不详,令人难解。而毛泽东据此怀疑高案处理不当的责任主要在项英,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七、处死高敬亭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1984年4月,笔者赴武汉参加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期间在饭桌上,我与来自河南郑州大学的一位新四军老同志相邻而坐,经交谈得知,他叫李资平,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搞机要工作,1938年冬随张云逸参谋长到江北,先后担任江北指挥部和第4 支队机要科长。我当时正在写高敬亭传,因安徽民间有一种传说,谓高敬亭被枪毙两小时后,中央来电才到,叫送延安学习,但为时已晚,于是我向李老求证此事。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此说不确。中央来电内容是同意枪决,就是我收的电报。”以后,又从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办陈忠贞主任那里获悉,戴季英已平反,被安排在河南省委宿舍养老,由家乡一个族中姑娘陪伴照顾生活。于是我借开会、出差路过之机多次到郑州戴府采访,在谈及高敬亭之死时,戴老几次强调:“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他并反问我:“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尽管有李资平、戴季英两个当事人的当面口述,但因没有看到第一手的文献,为慎重起见,长期以来,我只是作为研究高案的重要线索留存待核。

但是,新四军司令部于1939年形成的《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等大量史料证明,高敬亭确实是共产党、新四军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自己决定要杀的。笔者虽然认定项英与高案有涉,然而并非就认为项英要对高案负首要责任。当时江北指挥部不能与延安直接通电,杨、曹叛逃这样的大事,江北指挥部必须要向皖南军部禀报。同理,项英决定要撤高敬亭的职,也一定要向中共中央请示,这是中共铁的纪律和干部制度所决定的。只有在延安批准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后,项英才会于5月26日向蒋介石发报,走这个形式。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审查。10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5日致军部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36]

足以说明此中关系。

从1939年5月26日项英致电蒋介石要求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到6月24日高在皖东青龙厂被处死,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叶挺虽为军长,但并非中共党员。当时在皖东有中原局领导下的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彭康,还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党的前委以及军队负责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一批高级将领,对如何处理高案这样的大事,他们经过深入的讨论,一致同意对高敬亭执行枪决,并向上级汇报。对如此重要的大事,新四军最高决策者项英不可能不请示延安,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请示。从前述当时参加反高斗争的朱克靖题为《第三天》的报道中得知,在最后第三天的斗争大会上,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言。叶挺在会上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37]

【37】完全是党外人士的口气。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宣读了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继撤销职务之后,再来个党籍军籍双开,表明中共中央对高敬亭已放弃挽救。

应该说,中共决定去高,还与当时的抗战大局有关。1938年底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之后,按毛泽东的意图,是要新四军东进北上,再派八路军越陇海路南下,合力打开华中敌后发展新局面,于是有1939年2月周恩来皖南之行。在云岭,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商定“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方针。恰是在此后不久,发生了高敬亭抵制东进的事件,干扰了发展华中的大局,也决定了高敬亭的命运。

1939年6月下旬高敬亭刚被处死不久,叶挺还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军部,项英于7月16日在云岭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以大会名义向延安发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报告,在肯定新四军取得大江南北抗战胜利成绩之后,报告“同时指出正由于反党的高敬亭之罪恶行为影响江北的发展和胜利”,最后向中央表示:

“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38]

上述这个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给中央的报告,正是在项英主持下完成并批报的。由此看来,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确实有一个处置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罪名即为“反党”,可见李资平、戴季英的口述证词并非是虚妄之言。

事实上,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叶挺、江北指挥部和项英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叶挺在结束江北之行返回皖南军部后,项英于1939年8月致中央军委电中,极力赞扬和充分肯定叶挺的江北之行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而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39]

明显是居高临下地表扬叶挺在高案中执行党的指示的坚决和努力。还有,经项英主持撰写批报的新四军司令部致中央军委《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的汇报中,对“争取整个部队到党的领导下”的反高斗争同样也持绝对肯定和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在叶挺过江前后,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地方党领导、包括项英在内,都一致认为要采取办法解决高敬亭问题,以推动4支队东进。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是执行者,延安党中央是最后决断者。重庆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3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重金悬赏高敬亭的人头而不可得,现共产党自己内讧要求杀高,岂有不准之理?

是中国共产党处死了高敬亭,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为高敬亭平反。

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发出给高敬亭平反的通知。

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骨灰安放仪式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4月25日的《安徽日报》对此作了长篇报道。

1983年10月30日,国务院民政部发文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

 

作者简介:童志强(1946- ),男,浙江慈溪人,上海图书馆编审,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汪谦干

[1]

《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77]5号文件。

[2]

《高敬亭、何耀榜致中共中央信》,《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3]

戴季英:《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几个补充问题》(1979年3月7日),中共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存。

[4]

《方柏致烈兄的信》(1938年7月3日),中央档案馆存。

[5]

《新四军·文献》(1),第374页。

[6]

《新四军·文献》(1),第113页。

[7]

《项英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1月27日),中央档案馆存。

[8]

《项英、周子昆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3月2日),中央档案馆存。

[9]

《项英、周子昆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3月14日),中央档案馆存。

[10]

朱克靖:《第三天》,《抗敌》第10期。

[11]

《项英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5月4日),中央档案馆存。

[12]

《高敬亭、何耀榜致中共中央信》,《新四军·文献》(1),第23页。

[13]

《高敬亭、何耀榜致中共中央信》,《新四军·文献》(1),第23页。

[14]

《新四军·文献》(1),第113页。

[15]

《长江局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1938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存。

[16]

《新四军·文献》(1),第28页。

[17]

《方柏致烈兄的信》(1938年7月3日),中央档案馆存。

[18]

《朱理治致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4月18日),中央档案馆存。

[19]

《新四军·文献》(1),第113页。

[20]

朱克靖:《第三天》,《抗敌》第10期。

[21]

《赖传珠日记》,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

[22]

《郑位三谈鄂豫皖苏区革命》,湖北省档案馆存。

[23]

《赖传珠日记》,第164页。

[24]

《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25]

朱克靖:《第三天》,《抗敌》第10期。

[26]

王辅一:《近看项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247页。

[27]

《项英、周子昆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3月2日),中央档案馆存。

[28]

《项英、周子昆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3月14日),中央档案馆存。

[29]

《项英致中共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1939年4月21日),中央档案馆存。

[30]

《项英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5月11日),中央档案馆存。

[31]

《叶挺、项英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26日),台北“国史馆”存。

[32]

《周骏鸣自传》,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33]

《高敬亭》,《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4]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77年4月27日)。

[35]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电》(1939年4月21日),中央档案馆存。

[36]

《新四军·文献》(1),第401页。

[37]

朱克靖:《第三天》,《抗敌》第10期。

[38]

《中共中央东南局》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9页。

[39]

《项英致中共中央军委电》(1939年8月),中央档案馆存。


    上一篇:知情者忆叛徒顾顺章:生活浪漫腐化 玩妓女打老婆
    下一篇:没有了

    相关文章

    免责声明

    1、凡本网专稿均属于本网站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及本网站的作者姓名; 2、本网注明“来源:×××(非本站)”的信息,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品内容涉及版权和其它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在核实确认后尽快处理。 3、因使用本网站而导致任何意外、疏忽、合约毁坏、诽谤、版权或知识产权侵犯及其所造成的各种损失等,本网站概不负责,亦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4、一切网民在进入本网站主页及各层页面时视为已经仔细阅读过《网站声明》并完全同意。 编辑邮箱:editor@greatchinese.com.cn------大国风采网-全视角展示中国风采的资讯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