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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的机会成本影响家庭生育计划


摘要:...

  我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尽管2016年出生人口数明显增加,但明显低于预期,且政策的长期效果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近期一些生育意愿调查表明,政策放开背景下人们的生育意愿没有显著提升,而生育成本高是很多家庭“不敢生、不愿生”的主要原因。生育成本分为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作为生育成本的构成部分,成为当前影响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生育直接成本包含孩子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甚至子女婚嫁等支出;生育的机会成本则是因抚养和教育一个新增孩子引起的女性受教育、提升、获得收入的机会的损失。相对于家庭承担的生育直接成本,女性所承担的生育机会成本的测量要复杂得多,它是没有获得的收入,其概念基于一种“反事实”的假设,即如果某个女性的孩子没有出生,那么她将多获得多少经济劳动收入?从这个角度讲,测量女性机会成本最经典的方法就是控制其他变量来计算未育女性与生育女性收入的差值。

  以往的理论研究表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对家庭生育决策和国家生育率下降产生重要影响。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认为,家庭通过判断养育孩子的收益与生育成本的比较做出生育决策,收益大于成本则会选择生育,反之则相反。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从家庭效用角度出发,认为对孩子质量的追求导致的机会成本上升,是家庭选择减少孩子数量的主要因素。在实证分析中,国外有不少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对因生育孩子导致的女性的经济损失进行了测量,但横截面数据无法准确反映女性生育和工作状态的转换,且关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未形成统一的清晰概念和测量方法。国内学者的研究同样证实了中国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存在晋升机会损失、岗位被调换、收入和闲暇时间减少等现象,且当前多项调查显示,“照料压力”“母亲的精力”成为影响家庭生育二孩计划的重要因素,它们恰恰反映了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已有对中国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定量测量仅仅局限于局部地区的家庭因生育损失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以及女性怀孕期间的间接经济损失的估计。生育的“机会成本”是生育率经济学中早就提及和阐述的影响生育率的概念,在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也经常被认为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相比,我国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定量测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生育对女性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育行为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由于要承担幼儿的抚育和照料工作,生育通常会导致女性劳动市场工作时间的减少,甚至劳动中断。二是生育行为还使工作女性在工资率即小时工资上处于劣势地位。现有研究表明每生育一个孩子会使女性工资率降低1%—18%。关于母亲工资率低于未育女性的原因存在多方面的解释:一是较低的人力资本,即生育中断导致女性在市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更少;二是“家庭友好型”工作特征,即与未育女性相比,母亲更倾向于选择需要更少精力的工作或者兼职工作,这类工作往往收入较低;三是较低的工作效率,即母亲的精力更多地花费在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上而不是市场劳动上导致其工作效率更低;四是雇主的歧视,即母亲的工作效率低导致已育女性和未育女性相比,更难被雇佣、拿到的薪水更低;五是选择效应,即选择生育的女性在生育之前与未育女性就可能存在工作产出和收入的不同,母亲生育第一个孩子前的收入已经低于未育女性。鉴于生育行为对女性工作时间和工资率两方面的影响,测量中国女性生育机会成本首先要测量女性因生育而损失的劳动市场工作时间,其次要在计算其损失的劳动市场工作时间基础上,赋予其经济价值。

  人口经济学认为,女性因生育导致的时间损失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市场工作的时间损失,二是闲暇时间的损失,三是由时间损失引起的某种消费的牺牲。其中闲暇时间的损失和消费牺牲的经济价值难以明确和测量,因此在估计女性因生育导致的时间损失时大多数研究主要考虑其直接从事劳动市场工作时间的损失。受限于数据,一些研究用女性孩子照料或增加的家务劳动时间对其损失的劳动市场工作时间进行替代。但通常认为,通过生育不同孩次女性的劳动参与状况对其直接估计更为准确。女性就业长期追踪数据的可获得性使得人口学中的多状态生命表法在此领域的应用成为可能。女性的生育以及就业状态均为动态的过程,多状态生命表允许女性在不同就业状态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因此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估计。具体步骤为:(1)把工作年龄女性(16—54岁)按照以周工作小时数划分的工作状态编制生命表,除死亡状态外,不同工作状态之间可以相互转换;(2)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可以估计不同特征女性(尤其是生育特征)分年龄不同工作状态之间的转换概率;(3)在转换概率的基础上即编制工作生命表,进一步利用生命表的生存人年数或累计生产人年数可以得到生育不同孩子数的妇女的工作时间;(4)未生育女性的工作时间与一孩、二孩的母亲的工作时间相减即可得出一孩母亲、二孩母亲因生育而损失的工作时间。另外,在估计女性因生育导致的时间损失过程中,除了考虑女性生育特征外,还需要考虑不同群体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差异性,如不同民族、居住地、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工作单位性质等。

  将工作时间损失折算成工资收入损失,还需要使用工资决定方程来估计女性工资率。鉴于不同特征女性的工资率不同,以往研究中直接使用女性的平均工资率或仅仅考虑女性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工资率显然不够精确。在具体计算过程中,以女性小时工资数的对数为因变量,加入生育特征和多状态生命表构建过程中相对应的特征,即可得到不同群体女性的工资率。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工资率分析时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即调查能获取的工资均来自已经参加工作的女性。经济学中经典的Heckman两步法工资决定方程可以克服该样本选择偏误。它的计算思路为:首先,在整体样本中使用probit模型构造出基于理论预测的模型方程,对女性是否参与劳动进行分析预测;然后再将预测的女性参与劳动概率加入工资率决定方程,即可得到更确切估计。最后将基于多状态工作生命表方法得到的女性因生育导致的劳动时间的损失和基于工资决定方程得到工资率相结合,便可以得到不同群体女性机会成本的估计。通过不同群体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对比分析,可进一步分析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产生机制。

  本文提供了一种使用人口学方法即多状态生命表法估计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思路。该方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对于处在动态变化中的女性生育状态和就业状态,通过动态追踪数据多状态生命表法可以提供女性因生育损失劳动市场工作时间更精确的估计;Heckman两步法工资决定方程修正了样本选择的偏误,提供了女性工资率更确切的估计;除考虑女性生育特征外,年龄、民族、居住地、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工作单位性质等也被纳入分析,估计结果更丰富、细致,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也更有政策意义。了解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到底有多大及其产生机制,将对建立健全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促进女性的家庭—工作平衡,进而提升女性生育意愿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姓名:陈卫 段媛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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