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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阅读史实证研究


摘要:...

  阅读史作为从书籍史衍生并独立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至今仍处于发展阶段。从事该研究的学者有目录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文化史者,相应地,他们采用目录学、文本批评及文化史等多种方法,形成对阅读史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及观点的不同认知。对阅读史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是《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戴联斌著,新兴出版社2017年3月版)出版的用意所在。

  重建读者的“期待视域”

  书籍史研究涉及文本的生产、流传、受容与存佚,包含各种媒介、形制、语言文字、文体及相关历史背景。它不仅要对特定时段与不同文化传统乃至不同地域特色的书籍进行研究,而且要对不同历史传统书籍史的基本问题进行比较。阅读史研究除了探讨书籍史研究相关问题,更侧重于对阅读行为与阅读活动的研究。因此,在阅读史研究者看来,“书籍”是文本、物质形态与阅读三要素的统一。阅读史研究主要关注“读什么”“在哪读”“何时进行”“为何而读”“怎么展开”等,以探讨阅读活动的读者与文本、时间、地点、周遭环境的关系,进而挖掘阅读活动对书籍意义生成的影响。

  作者从脱困、论人、说史、划界、设问、立规、取材、琢玉、著说等方面展开论述。其中,脱困主要探讨阅读史与历史学、文学批评的关系,指出综合考察阅读行为中的个体差异与阅读群体及各种文化中的阅读习惯,将阅读行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有助于厘清阅读史研究文本批评与“读者反应批评”间的交织情形。

  论人与说史,主要分析读者反应批评的兴起过程、研究方法与意义,认为读者反应批评主要泛指关注读者、阅读过程及读者反应的文学批评家所做的研究,常采用修辞类、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类、社会学与历史学类等多种方法。同时,还探讨了不同阅读规则与习惯对文本解读的影响,以及特定读者真实的阅读经验与对文本阅读的实际反应等问题。这就产生了如何界定“读者”的问题,出现了“基于文本想象出来的读者”和真正进行阅读的“真实读者”的争论。有鉴于此,作者提出,读者反应批评的焦点应由文学文本转向读者的认识活动,进而重建读者的“期待视域”。“只有读者的文学期待成为他生活期待的一部分,形成他对世界的解读,进而影响他的社会行为,文学的社会功能才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对读者的阅读规范、阅读策略进行研究,最终把读者反应批评的相关概念放到历史脉络中考察,以寻求“利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考察纷繁多样的阅读行为”的历史意义。

  阅读史亟待“划界”

  阅读史研究由多学科共同哺育,有必要对其进行学科“划界”。目录学家通常认为书籍研究应讨论社会对书籍的影响,由此出现强调出版、印制、发行、受容与保存的“目录学模式”,重视从目录学信息中挖掘直接的阅读记录、书籍的影响及使用的历史意义,进而探讨书籍背后的社会和人,最终将目录学家的阅读史研究转化成“文本社会学”,实现“通过检查文本流传的过程和文本受众遗留的物质证据,复原文本的生产过程以及不同时期读者的受容情形”,最终形成综合“文本的物质形态、流传,以及生产与受容的一种方法”。文学批评家认为,阅读是读者针对以物质形态呈现的符号,在精神和身体上做出反应的过程,其先决条件是语言能力,结果是阐释和认识。他们提出阅读不仅是个人行为,而且是社会行为的观点。其研究首先强调抄本、碑刻、印本之类的文本物质形态对阅读的影响,进而将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能力、阅读意图与文本的物质形态相联系,探讨其对于建构阅读史的重要意义。社会文化史者则主张,阅读史的研究重心是复原文本的物质形态,弄清楚物质形态如何影响意义的生成,厘清具体阅读行为和阐释过程的社会差异,以便将能确认身份的历史读者和他们的阅读经验纳入特定历史环境下考察。

  不同学科研究者若能抛开各自视角禁锢,不仅探讨文本物质形态,同时以目录学信息为基础,将读者阅读行为、阅读活动纳入特定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中加以综合考察,将有助于多角度建构阅读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综合建构阅读史研究方法

  因研究视角与探讨重点的多样化,不同学科阅读史研究者在“为何而读”与“怎么展开”等问题上产生认知差异,以致阅读史学科在演进过程中出现如何与其他学科相处、怎样介入社会等问题。该书“设问”部分着重分析了西方阅读史研究处理阅读史学科发展与思想变化、社会变革与权力的关系等问题。以英国历史学家乔纳森·罗斯、詹姆斯·拉文、凯文·夏丕为例。乔纳森·罗斯认为阅读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文本如何改变普通读者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不仅要考虑读者从文本中挑选的具体信息,还要衡量他们对这些信息的信任程度、参与程度,以及对文本的批评态度,从而探讨读者如何重新创造文本与演绎文本意义。詹姆斯·拉文关注如何从多样化的个体阅读行为中归纳出普遍特征,从而将读者阅读行为与阅读活动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重点关注阅读史在现代各种理论框架中的地位,例如与社会启蒙、民主理论、公共空间的关系。而凯文·夏丕则认为“新阅读史的首要目的是揭示读者在所有图书事业中的支配地位和中心作用”。他们普遍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关注人文主义等因素对读者阅读活动的影响,以便深入揭示阅读的政治特征。

  阅读行为发生的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千差万别,如何对上述问题加以实践是阅读史研究者探讨的重心,由此影响了阅读史学科的发展走向。作者提出,阅读史研究至今未取得“整齐有序的面貌”,也没有相应“规范的方法”,多处于一种假设的状态。尤其是尚未突出读者如何在阅读活动中多方参与文本意义的创建。阅读活动涉及读者、作者、文本及阅读环境、阅读方法与策略、周遭环境与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因此,阅读意义的生成亦是多元的。

  纵观西方近百年来的阅读史研究,有关书籍文本的生成过程与意义指向的讨论,仍然存在片面化倾向:以“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为主导的阅读史研究者主张“回归历史”之举,与社会文化史者强调“阅读即政治”的政治史研究法、使用计量手段分析图书贸易与阅读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法,在本质上类似。它们将史学史、政治史或图书馆史、目录学史杂糅到阅读史学科方法的建构上。该书认为,应结合文本分析与实证方法,综合建构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开展以“文本类型、真实读者和阅读行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也就是说,历史与现实中真正的读者和阅读行为才是阅读史的关注中心,也是阅读史学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立根之本。因此,应加强对阅读社群的特征、行为表现、阅读习惯,以及图书消费社会学、图书出版技术革新与阅读的双向互动等方面的讨论。同时,也应关注从朗读转向默读、从公共阅读转向私下阅读、从慢读或精读转向“浏览”等“阅读革命”所带来的读者阅读趣味与文化需求转变对阅读史研究的意义。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姓名:温庆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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